上述程序还隐含一个重要角色，即公正无私的程序主导者。
[16]波斯纳主张，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都是要互相平衡的。[11]p21Schenck上诉后，最高法院一致维持了此判决。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主观的，但也可以是为了反映国家、社会、与国际环境不同的状态下而灵活与机动演变的。美国最高法院维持：美国州政府只有在当有鼓吹性质的言论很可能会造成即将发生的非法行为时，才可以禁止此颠覆性宣传。[13]p26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被美国政府分类为境外恐怖组织，并且，在其所执行的数次恐怖袭击中，有美国公民伤亡。第二，国际恐怖主义渐渐由基地组织时代转向伊斯兰国时代。它们在现实的世界里没有绝对的位阶，也是受着千丝万缕的其他因素影响而互相动态地博弈。
当国家与社会大环境处于一个相对安全的情况下时，法官可以酌情减少OC1和p1的比重，因为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大环境下，不限制危险言论的机会成本与此成本兑现的可能性都相对较低。[2]以美国为例，从很多最高法院与巡回法院的判例中不难看出，比例原则之精神渗透进了法官裁量的每一个细节。……因此在形式审查上，该关联行政许可是合法的，相应地只要被诉行政行为是在关联行政许可的范围内进行，只要符合法定的要件，则也应当具有合法性。
[35]前引④，赵宏书，第412页。违法性继承是在行政诉讼中被提出和讨论，其当然属于救济法上的问题，但又不仅限于此。据此，在多阶段行政活动中，由于做出后续行为的行政机关不负有对先行行为进行审查的职责，其只能在推定其合法有效的前提下做出后续行为。在兰茂玲、王文鑫诉乐山市国土资源局市中区分局土地行政征收案[16]中，(后文简称兰茂玲案)原告对作为房屋征收决定之先行行为的征地批复提出合法性质疑。
而且，此种效力的产生，不以法律的特别规定为限。违法的先行行为原则上应是可诉的行为，且无法争讼。
(三)违法性继承与先行行为的可争讼性 行政行为的违法性继承与先行行为的可否争讼密切相关。首先，我国行政诉讼法并未采取如德日的概括受理模式。通过精细的立法规范，明确不同行政程序之间逻辑和规范关系，也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压缩违法性继承论的生存空间。(三)诉讼法上的考量空间 在实体法规范中，关联行政行为之间的逻辑关系通常并不那么泾渭分明。
本项目二审裁判文书调查结果表明，二审裁判文书中显示原一审案件中有60.3%案件有第三人。[14]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06年第9期。一审法院对这三个行为的合法性都进行了实质审查。在本案中，原告认为，拆迁许可证是拆迁活动的前提，也是拆迁裁决的基础。
(一)法安定性与实质正义之间的价值冲突 现代社会的发展，使得行政职能的分工越来越精细化。在实定法规范对于前后行为之逻辑关系不够明确的前提下，法院还应引入程序法的视角，重点关注先行行为是否存在寻求救济的空间和可能，对后续行为进行实质性审查的法益和限度，以及行政效率和阶段性利益保障等。
[25]前引①，朱芒文，第181页。这在客观上助长了实质正义观的发展。
不经过前一个环节或者前一个环节因不合法而被撤销， 那么必然导致后一个环节失去合法存在的基础。其次，即使在先行行为的权利保障程序并不充分、安定性需求不甚强烈的情况下，法院可基于私人合法权益的保护需要，给违法性继承论做出肯定的回答，问题的关键依然在于如何判断先行行为的权利保障程序是否充分，安定性需要是否强烈。全部合法论实际上是实质正义观在行政法领域的体现。[17] (2014)苏中行终字第183号。[19]进一步的分析，可参见章剑生：《现代行政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68页。显然，二审法院基于行政机关对先行行为不负有审查职责和权限，认为其行为的合法性亦不应受先行行为的影响。
既然相对人对各项决定可单独诉请救济，对各项决定合法/违法的法律确认也应分别进行，并不能认为法院对后阶段行为违法的确认效力会自动溯及于前阶段行为，当事人要确认前阶段行为违法，仍需再针对这一行为单独提起行政诉讼。尽管如此，法院在是否承认违法性继承时需要考量先行行为是否还存在救济空间。
在此类事实要件—结果关系中，通常存在于实定法将先行行为作为后续行为的事实要件予以规定的情形。[44]前引，王天华书，第90页。
双边关系正在成为一种例外……行政机关与公民之间的传统双边关系，已被大量自主性的公共主体和大量相互冲突的公众、集体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多边关系所取代。[40]这种关系与王贵松教授所归纳的法定先后关系的第二种类型即要件上的先决关系基本类似。
[20]参见李建良：《论多阶段行政处分与多阶段行政程序之区辨》，载台湾地区《中研院法律期刊》第9期。(一)全部合法论 在对后续行为进行审查时，不少法院认为，行政机关必须确保其作出的行政行为事实根据全部真实合法。二审判决则认为，市政府却在未对周地建城(2000)10号文进行任何处理的情况下，迳行作出授予中标人亿星公司城市天然气管网项目经营权的54号文，既违反了法定程序，又损害了益民公司的信赖利益。在王建平诉张家港市规划局规划行政许可案(后文简称王建平案)[17]中，一审法院以建设用地规划许可仅仅是拆迁许可的前置行为，该具体行政行为并不必然影响原告的实体权利，原告不对起诉时的最终行政行为提起诉讼，其对前置行政行为的起诉依法不应受理。
如果处于程序前段的先行行为存在合法性瑕疵，这种瑕疵必然传导至程序末端的后续行政行为，其违法性也必然由后续行政行为所继承。但二审法院则是以行政程序违法和违反信赖利益为由确认了后续行为的违法性。
在张殿珍案中，一审法院也是以相关法律法规均未赋予投资主管部门对在先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实质审查的权利为由，拒绝对先行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在对后续行为进行争讼时，能否主张和审查先行行为的合法性，以及能否将先行行为违法作为确认后续行为违法或撤销后续行为的主要理由，成为现代行政法上的一道难题。
这种不一致不仅表明法院在个案判断上的差异，更体现了不同法院在法益价值权衡上的不同侧重。[29]在公定力这一概念已被普遍接受的情境下，与其彻底抛弃，不如对其内涵中的不合理之处予以改造。
在泸州立达案中，法院指出，在这一系列环节中， 每一个环节必须是合法的， 如果某一个环节不合法， 将会导致该行政许可行为不具有合法性。在本案中，法院认为当事人对先行行为即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合法性存有异议，应当依法针对该行为提起诉讼，而不是在对后续行为提起诉讼的过程中主张先行行为违法。(4)鉴于先行行为的做出直接规定了行政职权展开的范围、内容、条件、方式等，与后续行为存在逻辑上、内容上的必然关联，其违法性可为后续行为所继承。(3)先行行为因此具有双重身份，其既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行为存在，又作为后续行为的事实要件之一而存在。
而行政行为效力理论是以行政行为形式论为基础，以权力分立和法秩序安定为基本价值理念，以行政行为之间的彼此尊重为基本制度形态，以实现法秩序的安定与和谐。如果先行行为存在合法性瑕疵，那么后续行为也必然因为前提的不合法而存在合法性风险。
在此过程中，与其说法院是在进行个案裁量，不如说其是在实定法规范进行解释或续造，确保法规范对行政过程规制的完整性。当然，本案判决只是涉及到了违法性继承问题，鉴于法院认为先行行为合法，因而未发生违法性继承。
如果在先行行为具有可诉性而当事人未针对先行行为提起诉讼的情形下，法院基于司法的自主性可对先行行为予以审查，并基于先行行为与后续行为之逻辑关系而判定后续行为欠缺法定依据或法定构成要件而违法。(四)权利义务影响论 在多阶段行政活动中，由于先行行为与后续行为在内容上存在关联，部分法院认为先行行为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影响是不确定的，其法律后果只有经过后续行为才能最终得以确定。